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了一系列党纪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坚实组织基础，也为今后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启示。

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及时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在新形势下保持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把革命工作推向前进，是我们党整党治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延安时期的党纪学习教育就是鲜明、生动的体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日本侵略者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武装抗日大旗。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党中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在全民族抗战背景下，党亟须强化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以统一的行动和严明的纪律应对民族危机。然而，当时党的纪律建设却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队伍迅速扩大，党纪教育相对滞后。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号召推动下，大批群众加入党组织，显著扩充党的队伍。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新党员迅速增加，为党组织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带来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部分新进党员未经系统规范的纪律教育培训，对于党的各项规章制度缺乏深入了解，党性修养和纪律意识相对薄弱。一些新党员生活散漫，对党的纪律和规矩缺乏敬畏。少数党员甚至出现“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的现象。

二是党内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给党的健康发展带来潜在威胁。全面抗战初期，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导致党员干部思想出现混乱，党的正确主张受到质疑。尽管党内整体思想状况良好，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蔓延，使得部分党员干部，甚至包括高级干部，出现理想不清、信念不坚、思想不纯等问题。张国焘背叛革命、另立“中央”的行为，就凸显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党的集中领导和团结统一的严重危害。同时，贪图享乐、自由散漫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也趁机渗透，对部分党员干部产生消极影响。少数党员干部甚至放松政治警觉，滋生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分散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以上种种情况导致根据地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纪律松散、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问题，损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感情，对党和边区政府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

因此，在党内开展全面系统的党纪学习教育，以提高党的战斗力，确保党的纯洁性和纪律性，维护党的集中领导和团结统一，就尤为必要。对于党内出现的纪律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展开深刻批判。1937年9月，针对严重破坏党内纪律的自由主义倾向，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进行严肃批评，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严重威胁党生存和发展的恶劣作风，必须加以克服，并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加强党纪学习，树立良好的纪律意识。1938年9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正确分析抗日战争形势，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明确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地位，并制定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强调：“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1940年3月，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强调，“没有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1941年11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刊物《真理》上发表文章，从党性修养的角度突出强调党纪的重要性：“共产党员的党性，不只表现在他有最高的最明确的原则性上，而且表现在他有最高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上。”党的纪律是党性的重要体现，共产党员若违反党的纪律，就是党性不纯，必须予以纠正。1943年3月，陈云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强调，如果没有纪律，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以思想教育引领党纪学习教育

重视思想教育是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的鲜明特点，延安整风运动即为典范。为提升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清除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相继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倡导全党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以纯化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纯洁党风，反对党八股以纯化文风。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指出，“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他还强调党纪学习教育应以团结为出发点，运用民主方法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严肃认真态度提出意见，以满腔热忱帮助同志。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倾向，增强了全党同志学纪守纪意识，为党的纪律建设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1947年冬，党中央开展整党运动和整军运动，这也是以思想教育推动党纪学习教育的典范。整党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三查”“三整”。“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这次整党运动开除了一批犯有严重错误的腐化堕落分子，教育了广大基层党员。整军运动主要是整训军队，从“诉苦”开始，即诉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欺压穷人的苦。在“诉苦”基础上，进行“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此次整军运动查处了违反军队纪律的人员，查办了一批贪污腐败案件，查出暗藏在部队中的敌军军官和混进党内的坏分子，整训了军纪，是军队党纪学习教育的生动典型。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离不开管党治党的法宝——党纪党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这两项决定促使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将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行为规范和自觉遵循的准则。党的七大通过新党章，明确将纪律写入总纲，进一步凸显党纪的极端重要性。党中央还制定一系列与党纪有关的法规文件，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以及《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为党的纪律建设铸牢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为党纪学习教育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依据。1948年1月，毛泽东同志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决策权限，强调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党的纪律性和组织性。

延安时期我们党还就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制度进行一系列探索，其中就包含党纪学习教育。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1939年3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发布。1940年初，《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发布。这些文件对于促进党纪学习教育的规范性和常态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高质量纪律建设把革命工作推向前进

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显著提升党的战斗力，有力保障党的中心任务完成。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全民族抗战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打造出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提供强大支撑。

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起到举旗定向、正本清源、凝心聚力的作用。面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党中央坚决果断处置，并在党内开展系统的党纪教育，使全党全军更加深刻认识到党纪的重要性。对于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以个人意志代替中央意志的行为，整风运动进行彻底清算，破除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教育。在处理黄克功枪杀女大学生的案件中，陕甘宁边区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以真实案例对党员干部进行深刻警示教育。通过系统的党纪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显著提升，有效促进全党团结统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显著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显著增强；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奠定坚实组织基础。

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经验启示。在党纪学习教育中，既要坚持严肃处理，以正风肃纪，也要注重精诚团结，凝聚全党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此外，党纪学习教育既要总结经验、承前启后，也要勇于探索、创新路径。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就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以党的决议的方式为党纪学习教育奠定基础。延安时期，党结合新的革命形势，不断探索党纪学习教育的多元路径，如创办干部学校、建立健全党纪党规、树立模范正面教育、加强警示反面教育等，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在实践中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为党的事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成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组织保障。

（内容来源：学习强国 2024年9月26日）